法律社会学实证研究告诉我们程序公正的内在价值的意义、功能并不亚于程序的外在价值。

通过劳动，使犯罪人逐步养成劳动习惯，能够矫正其好逸恶劳的恶习，恢复普通人的正常本性。"可见我国对劳动改造的重视。

用"可能产生"可以将功能与实际产生的效果区别开来，不致由于某种原因未产生积极效果而否定刑罚功能的存在。但是应当指出，对服刑罪犯的教育也与社会上的教育有所不同，它是以刑罚的惩罚功能为基础的，并且是为改造罪犯成为新人服务的。所以我国建国之初，于1954年即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明文规定了国家对犯罪人的劳动改造。前者又分为剥夺或限制再犯能力、个别鉴别、感化、个别威慑、改造等五种。根据我国和日本学者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二分法。

这样就会丧失刑罚的劳动改造功能。"⑤勉强归入，未免不够科学。除了宪法以外，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也属于软法的重要形式。

笔者认为，党内法规虽然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硬法，但它属于规范国家治理行为的重要软法形式。很显然，外商要求补偿没有任何硬法的根据，免税承诺更是违反硬法的规定而不可能兑现。税务机关不仅要求其补交少交的税款，而且认定其偷税，对其予以罚款（罚款有多达几千万元的），甚至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任。而法治的中国特色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依法执政、依规治党。

[1]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人们只重视硬法而轻视软法。因为中国共产党担负领导国家的职责，但其本身又不是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故不仅应通过国家法律，也应通过党内法规，规范其权力。

所谓社会共同体成员对软法形成或制定的广泛和直接参与，是相对硬法规制对象对硬法立法的参与而言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包括公法基本原则和私法基本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仅对今后本级和下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有指导意义，属于软法范畴。因为党不是国家机关，不能完全适用国家硬法。

有人对党内法规姓法提出质疑，笔者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加以解释。软法不仅适用于调整国际关系和区域关系，而且更适用于调整国家内部的各种新型社会关系。[18] 软法是国家统一法制的组成部分，但由于软法制定主体的多元性和制定主体的利益驱动，其各自制定的软法有可能违反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制造出各种非法之法、非正义之法，导致国家法制的混乱。不仅适用于调整私法关系，而且也适用于调整公法关系。

[17] 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制定或认可的规范共同体组织和共同体成员行为的规则。因此，一定共同体软法的制定主体只能是该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或其代表，其他任何组织、个人不能代别的共同体制定软法。

而不能单纯以GDP论英雄。例如由执政党的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制定章程推进和规范社会自治行为的社会规则或惯例，等等。[11] 二、软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在当下中国，软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 国家公权力包括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国家管理内政外交事务的其他权力。这种体制显然有利于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现，有利于国家的统一领导。[6]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既然将党内法规定性为法规，无疑已明确其姓法，而使之与一般的党内制度相区别。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因为现代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的配置大不同于传统社会。

为, 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深入开展对软法的理论研究，探讨各种不同主体形成、制定软法的权限、程序。其四，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 宪法典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同样也属于目前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

其二，通过社会组织、团体的联合公约、协议，推进公民社会的共同行动，实现公共治理目标。这时，在人类共同体的生活中，国家因素大大超过社会因素，人们的行为虽然不能说完全受制于国家，但无疑主要或已根本上受制于国家。

总之，软法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好东西。[18]相应软法违反硬法或违反社会正义，受到这些规则侵犯的相对人获得救济的方式、途径。

[11] 本案行政行为的合理性、罚款多少为合适可进一步探讨，但一审法院将裁量基准视为硬性的法律依据是不适当的，二审法院完全无视裁量基准，在行政审判中完全不考虑（参照）裁量基准则更为不当。其二，规范执政党与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关系，保证执政党的领导与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统一。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兼任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例二：四川省某县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与企业签订保税合同，约定企业每年向税务机关交纳一定数额税款。

其五，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 公民社会规则，或称社会法[8]同样构成国家治理领域中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完善和改进软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如前所述，软法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郭星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除此之外，奈梅亨大学、瓦赫宁根大学在该领域同样有着较强的实力和研究传统。

因此，卢埃林把英美法学中的案例研究方法介绍给了霍贝尔，并以指导教师的身份帮助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也开始了他们长达近30年的合作。因为从学科沟通的角度来分析，荷兰和英美同样都是失败的。

(41)Supar note(32), pp. 103-104; note(37), p. 10. (42)Supra note(12), p. 142. 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请参见该杂志"法律与其他学科关系"系列论文的第一篇--Cento Veljanovski,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7 British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1980), pp. 158-193. (43)侯猛：《法律和人类学研究：中国经验30年》，《法商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4页。据美国学者克里斯·富勒(Chris Fuller)的观察，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毫不在意地将这个分支领域抛诸脑后，遗忘了那些经典民族志，忽视了新兴作品，不再进行法律研究了"。但是，当我们环顾海外，此项研究在不同的国家中却有着不同的现状和遭遇。首先，法学界对人类学研究的关注，必须超越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

霍勒曼曾经担任过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法院首席大法官，对阿达特习惯法非常熟悉，多年的司法实践工作，使他尤为关注殖民当局对于习惯法的政策和态度，强调要给地方性习惯和制度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48)同人类学界交流的法学学者，主要来自于法律社会学和法理学研究领域，那些专门从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者同人类学界其实没有太多的交流。

目前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法律人类学的国际机构--法律多元研究会(The Commission on Legal Pluralism)，便挂靠于荷兰的莱顿大学，由该校范·沃伦霍芬(Van Vollenhoven)研究所的珍妮·尤宾克(Janine Ubink)博士担任执行秘书，其会长则是来自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马丁·巴文克(Maarten Bavinck)教授。"(14)作为人类学分支领域的法律人类学，一直使用着法学的研究方法，很难获得主流人类学界的认可。

总体而言，对于西方人类学家而言，后殖民世界正变得难以接近。(32)不过，霍勒曼对于荷兰法律人类学的最大贡献，却是培养出了他的儿子--约翰·霍勒曼(Johan Holleman)。